94年腊月，两男一女堵家门口要账，父亲羞于见人，大伯赶着猪来
腊月债
＂外面是谁？＂我问母亲。
＂别出声，债主寻上门了。＂母亲脸色苍白，拉我躲进后屋。
那是九四年腊月二十三，北方的寒气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。家里的窗户糊了层厚厚的塑料纸，风一吹就哗哗作响。
我叫周明志，那年刚满十五岁，正读初三。家里有个老旧的黑白电视机，是父亲几年前花三百多块钱买的＂牡丹＂牌，每到晚上七点，我都要守着《新闻联播》后的电视剧看。
家住县城东边的老棚户区，一排砖瓦房子已经有些年头，墙皮剥落处露出了红砖，屋檐下挂着几个干瘪的红辣椒。九十年代初的县城，到处都是＂万元户＂的传说，可我们家却始终跟那个词儿无缘。
父亲周建国在县棉纺厂当了十多年的车间工人，九二年厂里不景气，开始让工人轮休。父亲闲不住，就跟几个厂里的老哥们儿合伙做起了小生意，收些棉花再转手卖给外地的布商。
＂这年头，坐吃山空不是办法。＂父亲常这么说，＂咱得敢闯。＂
母亲李巧云在县百货大楼卖布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工资不高但胜在稳当。她总劝父亲别折腾，守着厂子熬几年总会好起来。可父亲哪里听得进去，总说：＂巧云啊，计划经济那一套早就过时了，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年代！＂
刚开始，父亲的生意还算顺当，家里添了电风扇、录音机，还换了新的蜂窝煤炉子。母亲的脸上也多了几分笑容，晚上数钱时眼睛里闪着光。
可好景不长。去年秋后，一批收来的棉花质量出了问题，布商拒收，父亲被合伙人埋怨。几个人一商量，父亲得负主要责任，赔了钱不说，还背上了七千多的债务。
＂日子过得好好的，非要去折腾！＂母亲抹着眼泪说，＂这下可好，一辈子的积蓄都打了水漂。＂
自打入了冬，父亲就像变了个人，整日闷在屋里，连饭都吃不下，目光总是游移不定。以前邻居来串门，他总是笑呵呵地让座倒茶，现在却躲在里屋不出来。
＂周建国，你他妈的给老子出来！＂门外一个粗犷的男声喊道，＂腊月了，总不能让我们年都过不好吧！＂
母亲坐在炕沿上，手里紧紧攥着一条已经洗得发白的手帕，眼圈红红的。炕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，那是母亲最看重的一床粉红色缎面被子，是她当年陪嫁的。
＂他们不会砸门吧？＂我小声问。
母亲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：＂这日子，还让不让人过了？＂
父亲躲在里屋不出声，只听见他时不时的叹气声。墙上挂着我们全家的合影，那是九一年春节照的，父亲穿着一件崭新的的确良衬衫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门外的人开始拍门，咣咣的声音震得我心惊肉跳。
＂建国他哥来了！＂邻居王大娘在窗外喊了一声。
我偷偷掀开窗帘一角，看见大伯周建军正从胡同口赶着两头肥猪过来，身后跟着几个帮工。大伯比父亲大六岁，在县里开了个生猪收购站，这几年做得红火。县里人都叫他＂猪司令＂，不是取笑，而是带着几分敬意。
大伯穿着一件厚实的军绿色棉袄，脚踩一双黑色胶鞋，腰板挺得笔直。他退伍前是炮兵连长，至今走路带风，说话中气十足。
＂怎么回事？谁啊这是？＂大伯嗓门比门外那人还大，＂大过年的堵门口，懂不懂规矩？＂
门外站着两男一女，其中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深蓝色棉袄，脸涨得通红：＂周老板，不是咱们不讲理，你弟弟欠我们钱三个多月了，电话也不接，人也找不着。＂
＂咱县城有这规矩吗？债主****还得全家出动？＂大伯的眼睛扫过那个女人，语气不善。
那女人四十出头，烫着一头小卷发，涂着艳红的口红，耳朵上挂着一对金耳环，看起来很是张扬。她被大伯盯得有些不自在，往后退了半步。
＂周老板，您别误会，＂另一个男人解释道，＂这是我媳妇，不是专门来闹事的。＂
＂多少钱？＂大伯问。
＂七千八，还有这几个月的利息。＂
大伯冷笑一声：＂利滚利啊？这是要上天啊！行，你们跟我去收购站，我把钱给你们，但利息免谈。＂
那人还想说什么，大伯摆摆手：＂不愿意就过完年再来，但钱只给七千八。这年头，谁家没个难处？咱们生意人讲个道理。＂
三人嘀咕了几句，终于同意了。他们跟着大伯往胡同口走去，临走前还不忘回头看几眼我家的门。
＂你个兔崽子！＂大伯忽然转身对着后面一个看热闹的小孩子吼道，＂没见过世面啊？滚回家去！＂
小孩子吓得撒腿就跑。我知道大伯是故意这么做，他是在替我们家撑场面。
等他们走远，周围的邻居也散了。冬日的阳光斜斜地照在院子里，墙角堆着的煤球上覆了一层薄霜。
父亲慢慢打开门，脸上满是羞愧。他瘦了一圈，眼眶深陷，嘴唇干裂，活像老了十岁。大伯让帮工把猪安置在院子里，自己走进屋来。
＂建国，你怎么搞的？＂大伯声音低了下来，但语气依然严厉。
父亲低着头，我从没见他这么颓废过：＂哥，对不起，我...＂
＂这钱你打算怎么还？＂大伯打断了他，＂家里还有多少积蓄？＂
母亲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皮盒子，里面只有几百块钱和一些存折。大伯翻了翻，脸色更难看了。
＂猪贩子郭长河你还记得不？＂大伯突然问。
父亲一愣：＂就是当年和我一起在供销社干的那个？＂
＂就是他，如今在县里做猪肉生意，我跟他提过你的事，他说愿意带你一起干。＂
父亲眼睛亮了起来：＂真的？＂
＂人家念着你当年帮过他的情，特意托我问的。＂大伯拍了拍父亲的肩膀，＂咱爷们儿，做事总得有个担当。债我先替你还了，你好好干，慢慢还我。＂
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，父亲眼眶也湿润了。
＂哥，这...＂
＂少来这套！＂大伯板着脸，＂以后少跟那些投机倒把的人混在一起。老老实实做生意，脚踏实地。不是每个人都能一夜暴富的，明白不？＂
父亲点点头，脸上有些挂不住。
＂行了，我得回去了。＂大伯站起身，＂这两头猪留下，够你们过年了。明天我再送些肉过来，左邻右舍也该走动走动。＂
送走大伯，父亲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。我偷偷走过去，看见他眼角有泪光闪动。
＂爸，别难过了。＂我轻声说。
父亲擦了擦眼睛：＂明志，你大伯说得对，爸这次太鲁莽了。我对不起你们娘俩。＂
＂没事的，爸。＂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，只能拍拍他的肩膀，＂日子会好起来的。＂
父亲忽然笑了：＂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安慰人了？＂
＂我都十五了，不小了。＂
父亲揉了揉我的头发：＂是啊，不小了。爸以后不会再让你们受委屈了。＂
第二天，父亲早早起床，帮母亲劈柴、担水，还把院子里的积雪清理得干干净净。母亲本来还绷着脸，看他这样，慢慢也软了下来。
＂建国，你说你...＂母亲欲言又止。
＂巧云，对不起。＂父亲难得这么低声下气，＂我以后听你的。＂
母亲叹了口气：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日子总要过，往前看吧。＂
腊月二十四，大扫除的日子。我们全家一起动手，把屋子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。母亲蒸了一锅白面馒头，还和了一盆饺子馅。父亲生起炉子，把一大盆水烧开，说是要洗个热水澡，洗去晦气。
下午，大伯的帮工送来了一大包猪肉和香肠。母亲连忙招呼他进屋喝茶，那帮工却说有事，放下东西就走了。
＂老周家的人就是这样，死要面子。＂母亲小声嘀咕，但脸上却带着笑意。
＂怎么说你大伯呢？＂父亲假装生气。
＂我说他好着呢！＂母亲白了父亲一眼，转身去厨房忙活了。
晚上，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热气腾腾的猪肉白菜馅饺子，大块的红烧肉，还有母亲特地做的拔丝地瓜。父亲难得喝了两杯二锅头，脸色红润了不少。
＂明志，＂父亲忽然对我说，＂你大伯让我去他那儿帮忙，过完年就去。你得好好念书，争取考个好高中。＂
我点点头。其实我知道，县一中很难考，学费也贵。但看着父亲期待的眼神，我不忍心说出来。
＂会的，爸。我一定努力。＂
腊月二十九这天，郭长河来我家拜访。他五十来岁，身材魁梧，说话爽快。见了父亲就给了他一个熊抱。
＂老周，多少年没见了？＂郭长河哈哈大笑，＂你还是那么瘦。＂
＂十多年了吧。＂父亲有些不好意思，＂你倒是发福了。＂
＂吃肉的行当嘛！＂郭长河不在意地摆摆手，＂你大哥跟我说了你的事。别担心，跟着我干，保准让你东山再起！＂
两人聊了很久，从当年在供销社的趣事，到如今的猪肉行情。我在一旁听着，才知道父亲年轻时曾帮过郭长河大忙，替他顶了一个丢货的罪名，差点被开除。
＂要不是你，我早就被发配农村去了。＂郭长河感慨道，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记着这份情。＂
父亲摆摆手：＂小事一桩，何必记这么久。＂
＂人活一辈子，就是靠这点情义。＂郭长河郑重地说，＂别人不记，我记着。＂
送走郭长河，父亲站在院子里，望着远处的天空，久久不语。
＂想什么呢？＂母亲端着热水走过来。
＂想起年轻时候的事。＂父亲笑了笑，＂那时候，咱们什么也没有，反倒无忧无虑。＂
＂那时候傻呗。＂母亲把热水递给他，＂现在也不算老，还有大把日子要过呢。＂
大年三十那天，我们一家围坐在一起包饺子。院子里，两头猪被父亲喂得膘肥体壮。母亲说，过了年，父亲就跟着郭叔去县里做生意，这日子总算有了盼头。
包饺子时，我注意到父亲的手粗糙得像树皮，指甲缝里还有些洗不掉的机油痕迹。那是他在棉纺厂干了十多年的印记。母亲的手也不好看，指尖因长期接触布料而泛黄。
＂建国，＂母亲突然说，＂要不你还是回厂里上班吧？＂
父亲一愣：＂怎么又说这个？＂
＂我听说厂里情况好转了，轮休的人都叫回去了。＂
＂不去了。＂父亲的声音很坚定，＂我跟郭哥干。厂里那点工资，养不活咱们一家。＂
＂可是...＂
＂巧云，＂父亲打断她，＂我已经决定了。这次不一样，不是我一个人单干，是跟着有经验的人学。你就放心吧。＂
母亲没再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地包着饺子。
晚上八点，春节联欢晚会准时开始。我们全家围坐在电视机前，看着赵本山和小品演员们逗得观众哈哈大笑。
＂以后咱家也买个彩电。＂父亲忽然说。
母亲白了他一眼：＂又来了。＂
＂真的，郭哥说了，干得好一个月能挣一千多。＂
母亲撇撇嘴：＂你少吹牛。＂
＂不信你等着瞧！＂父亲拍拍胸脯，＂我周建国说到做到。＂
夜里守岁，看着窗外的爆竹声声，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家人。不是血缘关系，而是在你最落魄时，仍有人愿意拉你一把；在你最狼狈时，仍有人替你挡在前面。
父亲给我和母亲各倒了一杯北冰洋汽水，自己却拿了一瓶二锅头。他说：＂咱们家今天不说愁事，只说喜事。＂
＂有什么喜事？＂母亲问。
＂巧云，等我跟着郭哥干上一年，咱们就攒钱买新房子。＂父亲举起酒杯，＂不住这老棚户区了。＂
＂吹牛。＂母亲笑了。
＂还有，明志今年要考县一中。＂父亲看着我，眼里满是期待，＂学费我来想办法。＂
我心里一热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＂爸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＂
＂好孩子。＂父亲笑了，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，＂爸这辈子没出息，就指望你了。＂
＂哎呀，这孩子还小呢，别给他太大压力。＂母亲打断父亲，转而对我说，＂明志，你只要尽力就好，考不上还有别的学校。＂
父亲喝了口酒，摇摇头：＂不，他能行。我儿子比我强。＂
零点的钟声敲响，新的一年到来了。院子里的两头猪也跟着叫了几声，仿佛在庆祝。
父亲站起身，郑重其事地给我和母亲各倒了一杯热茶，说：＂新的一年，咱们家要好起来。＂
母亲点点头，眼里含着泪光。我知道，那是希望的泪水。
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债务、困境、窘迫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有家人在身边，就是最大的财富。
饺子一盘，团圆一家。腊月的风，终究吹不散亲情的暖。
就在那个除夕夜，我悄悄许下心愿：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将来挣大钱，让父母过上好日子，再也不受别人的冷眼和嘲笑。
后来的日子，父亲果然跟着郭叔做起了猪肉生意。先是在县里市场摆摊，后来有了自己的肉铺。家里的日子渐渐好转，彩电、电冰箱相继添置。高二那年，我们搬进了县城新建的小区，有了属于自己的楼房。
再后来，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，成了全家的骄傲。每当回忆起那个债主上门的腊月，我总会想起父亲羞愧的表情，大伯坚定的背影，以及那两头改变我们命运的肥猪。
命运就是这样，有时候，一次挫折反而成了转机。正如县里人常说的那句老话：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倒下的汉子站起来依然是顶天立地的男儿汉。＂
